世纪之交，人们似乎进入这样一种时空：一个充满期待的时刻，一个让人频频回首的关口。回望重庆百年来路，有太多太久的人和事让人感叹，追忆。然而最先涌上心头的，却是一位中国近代史不可忘却的重庆人——邹容。

1885年，重庆夫子池洪家院子中，一个男孩呱呱落地。他，真是生不逢时。那是一个绝望的年代：内忧、外患、割地、赔款……落后的悲哀笼罩着每一个中国人。然而，觉醒总是从痛苦的黑暗中产生的。苦难，造就了一代英雄。如同广东有孙中山、浙江有章太炎、湖南有黄兴一样，重庆也走出了少年邹容。1901年深秋的一个早上，出身富商家庭却偏爱读《天演论》，吟诵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的邹容，终于舍去父亲为他铺就的黄金路，毅然踏上一条救国救民之路。

这时的他，已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并深知，振兴民族的希望不可能来自对“文明古国”旧梦的重温，而来自一种痛苦的向敌国的学习。1902年，他从上海到了日本。 此时的日本，既是我们痛恨的敌国，同时又是中国学生接近西方新学的“捷径”。邹容在这里一方面积极参加各种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同时又如饥渴地攻读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以及《法国革命史》和《美国独立宣言》。他开始反思：为什么同是学习西方，“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和“救国图存”的维新变法都最终归于失败？他开始把学习的目光，从前人只注重纯技术、纯科学，逐渐转向政体、方法论和世界观。“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一年后，苦苦寻求的邹容终于为中华民族探索到一条复兴之路。他的惊世之作《革命军》诞生了。这时，他才18岁。

1903年5月，《革命军》在上海正式出版。该书一发行，立刻引起了极大轰动。正如当时上海进步报刊《苏报》所言:“笔极犀利、文极沉重，读这无不拨剑起舞，发冲眉竖。”“此诚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

《革命军》告诉人们:中国的改革再也不能老是包容于宽大的封建龙袍之中，“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立宪老调”都只是解救一姓一朝封建统治的强心剂，而不是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要救中国，路一条:革命。而革命的目的:用暴力推翻腐朽专制的清王朝，扫荡“外来之恶魔”，进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18岁的邹容，是第一个向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权公开宣战，第一个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制定了详细纲领的人。西方科学在他的手里，再不是一把匠人的凿子，而正变成革命者思想的火炬。

“号角一声惊旧梦，英雄四起挽沉沦”。人们争相传阅《革命军》，使之在短短的几年中，竟再版20余次，发行量高达110多万册。为此，清政府惊恐万状。 1903年6月30日，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共同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苏报案”，邹被捕入狱。两年后，年仅21岁的他不幸病死狱中。

历史是寄情于未来的。就在邹容含恨死去的第六个年头，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邹容当年描绘的共和国的蓝图，终于被《革命军》唤醒的革命党人画在了中华的大地上。

邹容已离开我们近一个世纪，这一百年中，中华民族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转折。然而，不论何时何处，当我们追述封建皇宫坍塌的那一特定的历史瞬间时， 便一定会记起邹容，记起那如雷霆之声的《革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