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东北救亡总会”领袖高崇民被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设计骗至重庆，度过了近五年的软禁生涯。抗战胜利后，被人尊称为“胡公”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却巧施掉包计，使高崇民神奇般逃出了戴笠的魔掌。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应邀往西安处理事变事宜，与张学良、杨虎城的智囊人物、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高崇民相识，开始了两人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尽管周恩来到达西安后立即剃掉了他的美髯，以示礼貌，高崇民私下仍习惯性地尊称他为“胡公”。事变期间，高崇民得到周恩来的直接帮助，受益良多。事后，高氏称“胡公”是他学习马列主义的“大学教师”。

1938年8月，高崇民赴延安谒见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延期间，高崇民向周恩来、陈云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对于高崇民的入党要求，周恩来不仅理解，还十分赞赏。但是，他还有更为深远的考虑。周恩来对高崇民说：“党是非常信任你的，你要求入党，当然不成问题，只是履行一下手续而已。不过，从目前来看，你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怎样做更为有利？”陈云也以“你在国统区搞统战工作，是否不入党比入党更便于工作？”相劝，高崇民十分理解党的意图，也非常尊重胡公等人的良苦用心，郑重表示：“为了工作的需要，我服从党的安排。”从此，高崇民成为一名未履行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

1941年4月，高崇民搭救老友杜重远，欲往新疆找盛世才处说理搭救，然而通往新疆的交通工具均被军统控制，须征得戴笠同意方可成行。戴笠以到渝办理飞新疆的手续为由把高崇民骗到重庆，软禁起来。

高崇民救友不成，反遭软禁，固属不幸，但是，他却因此有机会在胡公的直接领导下，通过“东北救亡总会”和《反攻》杂志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则是不幸中的大幸，这也是戴笠始料不及的。有诗为证，“满目青山在，风烟渡碧流。阴寒酷于冷，人立大江头。”有胡公在，高崇民虽为软禁之身，却不消沉，反而充满信心。

抗战胜利后，内战的阴霾笼罩中华大地，东北的战略地位尤为重要。为了应付新的局面，中共派遣了大批东北籍干部回东北，开辟东北工作有赖于东北名流高崇民的支持。1945年11月，中共中央任命高崇民为安东省人民政府主席。高崇民自然是高兴万分，能够到解放区工作是他的夙愿。但是如何从戴笠的魔掌中逃走呢？

此时高崇民的处境更加危险。就在中共中央任命他为安东省主席不久，国民党政府也任命高惜冰为安东省主席。一时之间，“国共两党任命的安东省主席都是高家的人”成为陪都政坛议论的热门话题。高惜冰一次偶遇高崇民还笑曰：“咱哥俩谁去赴任呢？”笑谈之下蕴含着极大的威胁。高崇民知道戴笠会不择手段阻止自己赴任的，住宅四周特务的增多便说明了这一点。必须设法早日离开重庆。

高崇民苦思良久，不得脱身之计，遂往周公馆问策于“胡公”。周恩来却早已成竹在胸，替他想好了一条绝妙巧计。原来这时，美国新闻处包了一条轮船准备迁往上海，其职员可带一名家属。中共地下党员韩幽桐在该处工作，她的丈夫张友渔可以随船同往。周恩来决定让高崇民顶替张友渔，与韩幽桐扮作假夫妻，逃离虎口。商量好出逃细节，高崇民立即回家作准备。

1945年11月20日，吃过晚饭，高崇民抱着尚在襁褓中的幼女装作散步的样子，避入一小巷，摆脱特务的监视；在巷中立即把孩子交给“胡公”派来接应的人，转身跟随另一人直奔朝天门码头。

寒风中，夜色下，上船的人、送行的人都很多。高崇民与张友渔夫妇顺利汇合。得友人相助，高崇民稍作化装以送行人的身份顺利登上了船。22日凌晨，起锚铃响，轮船在大雾迷蒙中徐徐驶离朝天门码头。然而在岸上挥手作别道珍重的，却不是高崇民，而是张友渔。船舷旁，高崇民与韩幽桐却似一对神仙伴侣，与友人告别。胡公的“掉包计”成功了。高崇民在军统特务的眼皮下，虎口脱险。

翌日，高崇民夫人王桂珊及其三个孩子也在“胡公”的安排下离开了重庆。不久全家在东北团聚。

当戴笠得知高崇民逃出重庆，已就任安东省主席的消息后，不禁暴跳如雷。为泄心中之恨，他又一次发出了通辑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