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绮云（1904——1949），原名元培，生于江苏邳县一个农民家庭。1920年考入江苏第六师范学校。1926年10月，他怀着从戎报 国之志，以优异的成绩考取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1927年3月在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受组织派遣回到家乡，建立了中共邳县县委，任县委书记。同年与县委委员徐林侠结为革命伴侣。1929年，邳县党组织遭到破坏。上级决定他和已暴露身份的同志一律转移到北平。在此期间，宋绮云进入北大文学系就读。后又赴河南南阳杨虎城部任《宛南日报》主编兼教导队政治教官。中原大战后，1931年杨虎城率第17路军进驻陕西，任命宋绮云为《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此后，他创办了《边闻通讯》和《西北画报》，中央红军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和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就是他巧妙地通过《边闻通讯》进行了首次报道，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扩大了红军北上抗日救国的正面宣传。

红军主力在陕北胜利会师后，1935年，全国爆发“12·9”抗日爱国运动。国家民族深陷被日寇蹂躏侵占的危机，蒋介石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国策，调集30万兵力，配备精良装备，亲任“剿共”总司令，准备对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与此同时，还同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塘沽协定”、 “何梅协定”等卖国条约。其中最为屈辱的“何梅协定”将把河北省及平、津地区全部断送给日军占领。党组织决定对蒋介石的卖国政策进行彻底揭露。担任中共西北特支委员的宋绮云，组织报社人员从上海搞到两个“协定”的原文内容，连夜赶印寄发给陕西省和西安市的国民党党政机关、军队、学校、团体、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立即激起社会公众的强烈愤慨。爱国学生和救亡团体纷纷集会、游行，发表声讨文章，反对卖国投降政策。在南京的蒋介石、何应钦得知“密约”遭败露，气 急败坏，限期要特务机关进行追查，但又怕丑闻张扬出去，激起更大公愤，只得哑巴吃黄连，不了了之。

宋绮云充分利用《西北文化日报》其舆论阵地先声夺人的作用，不失 时机地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径予以无情揭露，他在《辟安内攘外之谬论》、《辟蒋介石之准备论》等文章中，一针见血地历数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镇压爱国进步人士，监禁和屠杀中国抗日群众的罪行。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他在报上载文呼吁“肃清和查办汉奸、及妨害爱国运动的法西斯蒂”，呼吁“停止内战， 建立各党各派合作的人民救国阵线。”

西安事变前夕，他参与草拟张、杨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事变当天，西安各大报全部停刊， 《西北文化日报》在他领导下，接连出版两期号外，报道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兵谏”经过和抗日救国八大主张。他还亲率报社员工到街头向人民群众散发号外。一时间，西安古城，人群沸腾，张、杨擒蒋的消息迅速传遍海内外。

西安事变发生后，为粉碎何应钦打着救蒋旗号发动的军事进攻，红军、西北军、东北军结成三位一体的军事联盟。红十五军徐海东部受党中央派遣南下进驻西安以西的咸阳，加强对来犯之敌的防范。宋绮云此时受杨虎城将军委托赶赴前线，代表西安军民对徐海东部的红军战士进行慰问慰劳，表达三军共同团结御敌的决心，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1937年初，宋绮云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安排：为党中央筹措一套铅字印刷设备。当时延安的印刷条件极差，很多文件只能靠石印或油印，已不能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更新设备是刻不容缓。宋绮云和报社同志商量，决定将私人集资购买的印《西北画报》的全套印刷设备，包括对开机、铅字铸字机、照相器 材等，于1月30日夜秘密运往延安，同时选派优秀技工和印刷工人16人同去工作。从此，延安《解放日报》改为铅字印刷，大大加强了党的宣传力量。但他在完成这项重要任务后，从此也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和极端仇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被逼“出国考察”，《西北文化日报》社被反动派强行接管，他不得不离开报社。此时抗战爆发，他受命赴延安学习。 1938年初，中共陕西省委派他去鹿钟麟的河北省临时政府任职，负责同八路军总部的联络工作。同年11月，党组织又派他到杨虎城旧部第四集团军，做上层统战工作，公开身份是少将参议。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9月，他突然接到“家中有急事，请速回”的电报，当他匆匆赶回陕西长安县蒲阳村家中时，遭到预设的国民党特务逮捕。随后，敌人又诱捕了他的妻子徐林侠及刚满8个月的幼子宋振中（在狱中因营养不良被难友们称为‘小萝卜头’）。

宋绮云被捕后，先是被关押在贵州息烽军统监狱，与妻儿隔离。抗战结束后，又转到重庆“白公馆”秘密监狱。在长期的幽禁中，身心备受摧残，但他胸怀坦荡，赤胆忠心。一次，遭敌人刑讯拷打下来，他以诗言志：“我不能弯下腰，只有怕死才求饶。人生百年终一死，留得清白上九霄！”他经常鼓励难友们说：“蒙难本身就是光荣，战胜困难，就能推动革命前进。”

军统局长戴笠见他才华出众，多次提出条件劝降，都遭到他断然拒绝：“我追随杨将军为推动全国抗日，有何罪？无条件释放我出狱。”

1944年至1947年间，军统重庆集中营囚禁有国民党“青年将校团”的6名发起人梅含章、王凤起等。这些国民党少壮派军官，不满蒋介石的 统治，借用陈诚的势力，秘密组团，准备取蒋而代之，事泄被捕。在关押“白公馆”期间，宋绮云利用放风时间以黄埔军校先后期同学的身份接触他们，以文史典故，深入浅出地讲解人生哲理。他渊博的学识，精辟的见解，坦诚的性格，爽朗的言词一下就把他们吸引住了。他还和蔼地指出：“你们热情很高，缺点是智谋不足，应该多读鲁迅先生的书。”启示他们做人民的“孺子牛”，投身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

1947年3月，蒋介石企图利用这批少壮军官充当内战炮灰，宣布无罪释放，经南京国防部安排工作。宋绮云得知他们即将开释，重返内战前线，3月1日，遂写下《送含章同学赴金陵序》，送赠即将出狱的梅含章。文中称： “含章与余，在军校为先后同学，而小余8岁，在学校未及相晤，在社会又天南地北，无缘聚会，独于岩穴幽栖之时，把晤于患难悲痛之中------。幽栖以 来，各自检讨，仰观俯察，实无愧于天人，忠贞不改，一至于今，赤胆忠心，洁志砥行，为世之所不容也固宜。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余与含章之相识，岂为偶然？每于傍晚，散步小院，谈论风生，辄恨相见之晚。------思家忧国，情怀万千。一经畅叙，辄复破涕而笑------。社会进化，自有其伟大之动律，一、 二人之喜怒，何于奔腾澎湃之潮流乎！一人之利害得失，从自我之立场观之，固不为不大，如从整个历史进程观之，直如沧海之一粟------。”最后他以诗赠 含章留作纪念：“青山葱葱，绿水泱泱，今日之别，敢云忧伤？日之升矣，其将痛饮于东山之上！”

梅细阅后，感激不尽，于3月28日获释时暗将墨稿缝于棉被里，冒险带出狱外。临别之时予回赠“宋大哥”一诗：“牢里相处亲又亲，共话肺腑期有成；临别千言铭座右，誓将热血报知音。”

原东北军青年军官王凤起，是“青年将校团”主要发起人，在“白公馆”囚禁期间受到宋绮云的启发和开导，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对刺杀蒋介石的立场观点发生了根本转变，愿投身于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1947年3月出狱后，被国防部派往东北，随即投奔东北解放区，后受党的派遣回到沈阳，在辽沈战役中率部起义。

1949年2月，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又将杨虎城、宋绮云家人等从重庆秘密转囚贵阳黔灵山麒麟洞。4月，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受命驻守江阴要塞的梅含章，与地下党取得了联系，策动江苏江阴要塞炮兵起义，掉转炮口，将炮弹射向敌军阵地，为我军顺利渡江，占领南京国民党伪总统府立下汗马功劳，用亲身革命实践回报了宋绮云对他的期待。

1949年9月6日，当全国即将解放，国民党反动派濒临灭亡之际，作困兽斗的蒋介石命令他的刽子手，将杨虎城将军、宋绮云家人等一起秘密杀害于重庆“戴公祠”。宋绮云烈士牺牲时年4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