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春，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突然接到一封“亲启”信，里面是一份中共重庆地下党编印的《挺进报》和一封警告信。朱绍良气急败坏地将行辕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叫到办公室大声训斥，“南方局已撤离了，《新华日报》查封了，重庆的共产党销声匿迹了，那为什么共产党的《挺进报》寄到我的办公桌上来了？”被训后的徐远举汗流浃背，无言以对。

究竟这个《挺进报》是怎样的一份报纸，为何如此让敌人心惊胆颤呢？

1947年3月，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迫撤回延安，山城消息闭塞，谣言充斥，白色恐怖加剧，许多人感到苦闷焦虑，乃至悲观失望，重庆的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渴望听到党的声音，了解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挺进报》就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了。

1947年4月底的一天，当时与党失去联系的刘熔铸、陈然、蒋一苇等突然收到一卷从香港寄来的《新华社电讯稿》，上面报道了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胜利的消息。他们如获至宝，立即将其摘编刻印成无名小报秘密散发出去。不久，这份无名小报在重庆地下党和进步群众中不胫而走，深受欢迎。重庆地下党工委对此非常重视，将其定名为《挺进报》，作为党工委的机关报。陈然负责油印工作，随后担任《挺进报》特支书记，成善谋负责抄收消息。

《挺进报》机关设在南岸野猫溪“中粮”公司机器厂修配车间，车间楼上就是陈然的家。这里位置偏僻，隔江远离市区，人员单纯。从1947年7月开始出版，《挺进报》每期一般2-3版，最多的（第14期）曾出到六版，平均约两周出一期；每期印数，从最初100多份，以后达到千份左右。从1947年7月正式出刊到1948年4月被破坏，九个多月内，共出了23期；第23期已印就，尚未发出，即遭破坏。

在初期“对内发行”时，《挺进报》依靠党组织的地下交通传递或邮寄，成为川东临委和重庆工委团结群众进行反蒋斗争的有力武器，在地下党和进步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被看成“小《新华日报》”。有的地区，如合川、垫江等地，还专门组织力量翻印再版。从十五六期开始，《挺进报》改变发行方针，开展“对敌攻心”斗争，即通过各种渠道送到国民党的各级官员手里，除报道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外，还有针对性的增加了开导、警告国民党方面人员的内容。如发表了《重庆市战犯特务调查委员会严重警告蒋方人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文章，极大瓦解动摇了敌人的心理防线。

在解放战争后期，《挺进报》犹如一把钢刀，直插敌人的心脏，她又如一盏明灯，照亮山城人民前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