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9、10、11日，重庆《新华日报》连续三天在第一版上刊发了一个醒目的广告《王梓木紧要启事》：“本人奉调赴延，因老病复发未能成行，现正休养中。外间竟有人谣传我被人秘密杀害，绝非事实。特此声明，敬希亮察。王梓木启。”

王梓木是谁呢？当时重庆社会上层很多人都认识。他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高级参谋，也是冯玉祥的老部下，常常到冯公馆去探望老长官。他为什么发表这个辟谣启事呢？原来这背后有一段很多人不知的隐情。

约在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在整风运动中，按照已回到延安的周恩来的指示，红岩人员非经特许不外出，闭门在“家”开小组讨论会，学习“整顿三风”的文件，进行阶级教育和思想生活的检讨等。大家都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一次会上，南方局军事组组长王梓木与批评他的同志发生了激烈争执。

王梓木在1925年进入冯玉祥的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学习，毕业后曾任冯玉祥所部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等职，在参加“中原大战”时受伤锯掉右腿，后来做了一条假腿安上。他一直受到冯玉祥的赞赏和器重。冯玉祥常对人说：“王梓木是为西北军失去了一条腿，我们不能忘记。”冯玉祥还在日记里写道：“王梓木先生极能耐苦之人”，“学问很好，心也甚细，是一把好手。有学问方能有定见，无学问决不会有定见的，此理极确。”王梓木于1925年加入共产党，长期在冯玉祥的西北军部队里从事秘密工作，曾任中共北方局联络局情报部长等职，1937年到延安，1938年调武汉八路军办事处，1939年到重庆南方局从事军事统战工作。

在红岩，由于王梓木行动不方便，组织上就指定了一位同志帮助照顾他。当时，除周恩来、董老等领导人外，一般不配备专职人员在身边工作。有一次王梓木生病，担任服务工作的同志可能有些照顾得不周全，王梓木发了脾气。因这件事，再加上王梓木年纪较大、资历较老，平时在一般同志面前作风较强势，因此，在这一次会议上，有些同志就对他进行了批评，说他喜欢摆老资格，并联系到他的西北军经历，认为其思想根源就是他在旧军队里长期浸淫而染上了军阀主义作风，这次对服务同志发脾气，就是军阀主义作风残余的表现。对这个批评，王梓木决不服气，认为是上纲上线扣政治帽子，结果，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双方吵得不可开交。事情闹到代理周恩来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那里，董老弄清情况后，也批评了王梓木，认为王梓木对待批评的态度不正确。王梓木还是不服，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跑到冯公馆，声言不干共产党了。

没想到，这一下动静闹大了，由于王梓木承担着南方局军事统战的重要工作，掌握着很多党的机密，因此惊动了国民党方面负责党务的吴铁城和特务机关军统的戴笠，也惊动了延安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军统方面准备借机把王梓木从冯公馆带走控制起来；中共党组织经研究认为王梓木平时表现是好的，只是一时冲动犯了过错，只要处理得当，还是可以挽救的，于是指示在冯玉祥身边工作的地下党员努力劝说王梓木回“家”。王梓木冷静下来，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发展下去会严重损害党的利益，自己也会弄到“叛党”地步。他顾不得面子，明确对劝他回红岩的地下党同志说：“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我回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亲自乘小汽车及时把王梓木接回了红岩，让军统派去准备带走王梓木的人扑了个空。事后，军统方面一厢情愿地认为王梓木既然跑出来了，回红岩肯定不是心甘情愿的，于是大造舆论，点着钱之光的名，说共产党绑架了王梓木，要求放人。这样，王梓木已不适宜留在重庆继续工作，八路军办事处将其列入向国民党当局办理回延安人员的“护照”名单上。军统方面侦知后，准备在王梓木返延安的途中将其“解救”，南方局事先得到这个情报，没让王梓木成行，把他安排到新华日报社编辑部工作。军统方面没“救”到人，又放风说共产党把王梓木暗杀了。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介绍的王梓木的辟谣启事。

风波之后，王梓木痛定思痛，反复认真学习整风文件，努力反省自己。1944年11月，周恩来回到重庆南方局期间，王梓木写信报告了自己的反省情况，再次做了检讨并呈交了自己在学习、检查中写的反省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