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不仅挤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还云集了许多内迁的工商企业和大中学校，造成了电力吃紧，亮度不够，时常停电的现象。为了保证机要电台的运转和信息的畅通，机要科的同志们随时都准备着蜡烛。对于机要科的同志们来说，停电非常麻烦和讨厌，为了完成工作不得已使用人力摇马达发电，这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情。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南方局为了保存干部和建立各地秘密电台，工作人员有的调回延安学习，有的去外地隐秘或工作，紫非作为唯一的一名女机要科员坚持留在红岩村工作。她说：“我不害怕，因为周副主席、董老、邓颖超大姐时常对我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我是共产党员，应不避艰险，不畏强暴。如果特务把我抓了，我一定什么都不说，装个哑巴，保守党的机密。”

那时，时局异常紧张，每日来往的电报非常多，而且必须及时译出，夜间遇到停电就点起蜡烛译。此外，日本的飞机还不分昼夜地轰炸重庆，紫非还得随时跑防空洞。为了保证红岩与延安及各地党组织之间的电讯联系，躲在防空洞里紫非也得点上蜡烛继续译。有时译完电文后，便疲倦地在潮湿的防空洞中睡着了。

平时，机要科的同志们在译完电文后，要经过科长校对后方可上呈周恩来，但在紧急情况下也可以直接送到他的手中。有一次停电时来了一份急电，紫非在烛光下译完后，便一手拿着译电，一手拿上蜡烛送到周恩来办公室。当时周恩来不在，紫非就将蜡烛放在楼梯口等候。过了一会儿，周恩来回来了，路过楼梯口看到放着一根燃烧的蜡烛，便大声说：“这是谁放的？”紫非赶忙走上去回答道：“是我放的，给您送电报来了。”他接着说：“蜡烛不能放在楼口当风处，有风蜡烛燃得快，不是浪费吗？”紫非连连说：“以后不这么放了。”他说：“以后注意就是了。”

回到办公室的紫非，心绪久久不能平复。作为南方局最高领导的周恩来，却依然秉承着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值得每一位同志认真学习。于是，紫非便和机要科的其他同志一起，开始研究节省蜡烛的使用办法，如在烛心周围加点细盐，让它燃烧得更慢一些。在使用办公用品的时候也精打细算，毫不浪费，如译电的铅笔使用到无法用手拿住时，便套接到毛笔帽上继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