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共青团贵州省委向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管理处捐赠了一组文物：一个写有“渣滓洞革命烈士遗物”的包裹，包里有以下物件： 1.五块银元。其中一块刻有“最后一次党费 谊军”八个字； 2.一张已经很破烂的纸条，竖排写着“树英儿，你快立（离）开重庆到贵州去找党的组织，田叔叔他们会照故（顾）你的。在一路上要小心。三十七年伍月二十三日，父亲谊军”；3.残破白布一方，上有字迹依稀可辨：“中国共产党万岁 亲爱的党和你永别了 谊军”。

这是一组特殊的文物，包裹上虽写有“渣滓洞革命烈士遗物”，但烈士陵园在收到文物后，进行了长期深入的调查，直到今天也未能查出是哪位烈士的遗物，只是对文物流传经过有了大致的了解。文物的主人叫罗谊军，甘肃天水人，公开职业是商车驾驶员，往来于重庆、成都、西安、兰州一带运输棉纱等货物，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由于丧妻，他将女儿罗树英寄养在重庆沙坪坝张龙芳家里。1948年5月失踪，9月，他的驾驶助手廖海清将罗谊军的一小包遗物送到张龙芳手里。遗物中除上文提到的三件外，还有写成血书的蓝布一块及包裹这些物品的红绸。将这些东西送到张龙芳以后，廖海清也失踪了。张龙芳遵照罗谊军的嘱托，处理掉家中简单的家具用品后，拿着两个讨饭用的碗，拄着一根打狗棍，蓝布包袱里包着几件破衣服和几双草鞋，在10月份，就领着罗树英动身去贵州了。为了安全，她把银元藏在一件破棉袄里，五块银元分别缝在五个补丁里，位置在腋下。纸条、白布、蓝布、红绸分别缝进四个补丁，还有罗树英父母的单人照片各一张也缝进两个补丁，一共是11个补丁。一路上，或打短工，或乞讨，但这件棉袄始终不离其身，白天披着它，晚上盖着它，小心翼翼，比照顾婴儿还周到。经过两个月，到达贵阳。到了贵阳，人海茫茫，哪里去找“田叔叔”?为了生存，张龙芳到一家旅店洗衣服，罗树英在一个国民党军官家中带孩子。不久，张龙芳因事返回四川，而罗树英，在1949年11月国民党军队的大溃败中，被那个军官卖到镇远县一个苗族村寨。1949年11月8日，镇远解放，罗树英认识了南下干部明耀忠、刘玉英夫妇。罗树英随部队步行到贵定，因年幼脚痛不能再走，留在贵定县城，曾在公安局长常胜德家带小孩，后又在织布厂当工人。1953年10月，织布厂关闭，罗树英失业后又来到贵阳，在街头巧遇刘玉英，此时明耀忠夫妻俩已转业到地方工作。明任贵州省银行干校校长，后任农业银行行长，罗树英即在明家当保姆。1954年，经明耀忠夫妻俩介绍，罗树英与一南下老同志结婚。

1960年4月，罗树英回四川探望养母，此时，张龙芳才将罗谊军失踪、留下党费、遗信的情况详告罗树英，并将这些东西从贴身的棉衣中剥出来交给罗树英，郑重地告诉她：“这是拿命保存下来的。”罗树英把养母接到贵州抚养。   1965年，罗树英将父亲的全部遗物托明耀忠交给贵州省委，当时是省委组织副部长张化友经办的，由办公厅妥为保存，并打了收据给罗树英。“文革”初期，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再含获知这些遗物，曾请罗树英给干部、工人作忆苦思甜报告。但李再含下台后，罗树英无辜受牵连，造反派以“政治骗子”为由批斗她，还抄了家。省委组织部打的收条从此不知去向。

“文革”后期，贵州团省委恢复工作，在一个文件柜中发现这组遗物，组织上暂且认为这是一组烈士遗物并对此开展了大量调查。遗憾的是，虽经有关部门和人士的多方奔走调查，除该烈士有姓名，有职业，有活动地区和年代，有失踪时间外，没有更多的信息。最后，团省委将该烈士身份的确认和组织关系的归属，寄希望于重庆，并初步认为他失踪以后可能会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直到最后牺牲。1992年，根据罗树英的愿望，经研究，团省委将罗谊军的遗物，全部移交给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管理处。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一直在多方组织人力调查，但迄今仍无结果。歌乐山烈士陵园的“烈士英名录”中没有，也没有加上（缺乏根据）这位烈士的姓名。

罗谊军是不是他的真名？他到底在何时何地失踪？下落如何？这些文物是如何从贵州省委办公厅流向省团委？等等，这些都是待解之谜。

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历史留下的资料实在太有限了。隐蔽战线战士经常要遭遇敌特的绑架暗杀，罗谊军和廖海清的离奇失踪，无案可查也是可以理解的。也许这个谜团不会再有揭开的时候了，但是，通过这组文物，革命先辈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坚定的党性仍值得今天的共产党人学习和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