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世文

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年三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顽固派在调兵遣将进犯我陕甘宁边区和太行山区的同时，也把罪恶的屠刀指向了成都地区的共产党组织以及四川地方实力派中的左翼民主力量。

一九四○年三月十四日傍晚，国民党特务组织经过策划，指派暴徒二、三百人，装扮成老百姓模样，前往成都南门外地方实力派潘文华的重庆银行粮食仓库，捣毁大门，抢走大米，并故意高呼蛊惑人心的口号，伪装成赤色分子。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诬陷是共产党在煽动群众抢米，捣乱破坏抗战，要逮捕共产党人，并逼地方实力派表态，实力派不明究竟表示了默许，于是国民党顽固派精心策划的迫害共产党人的大逮捕开始了。

国民党先后逮捕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八路军驻成都代表、《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负责人罗世文，川康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以及刘湘的高级顾问郭秉毅（共产党员）和汪导予等进步人士。

罗世文、车耀先等被捕以后，川康特委采取了紧急措施：首先将特委领导疏散、转移、暂留宣传部长郑伯克同志在成都主持工作，并且让罗世文的爱人王一苇仔细清理和销毁了罗世文留下的有关材料。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对罗世文被捕事件非常重视，为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南方局指示川康特委发表《宣言》揭露成都抢米事件是“有计划的阴谋行动”，其目的是企图恶化中共与地方关系，破坏国内团结，挑拨国共两党关系，借以作为投降分裂之口实，借以作为压迫共产党之口实。“并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严惩凶手，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之共产党员及文化界分子”。同时中央书记处向全党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成都事件经过及戒备国民党阴谋破坏的指示”，指示全党提高警惕，严防国民党破坏。

南方局还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在组织上，南方局决定将身份比较暴露的邹凤平，甘棠，张曙时等转移去延安，另建新的川康特委，坚持领导川康地区人民，坚持统一战线工作，并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进行斗争，因而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四川党组织的进攻，挫败了他们以“抢米事件”嫁祸我党，并进而投降日本侵略者的阴谋。

罗世文、车耀先被捕以后，特务机关如获至宝，随即派专机将其押抵重庆，由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审讯。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呀，要是罗世文、车耀先能供出地下党机密，那就可以在近日内把四川的共产党一网打尽。要是罗世文、车耀先能够和国民党合作，能把抢米事件都栽到共产党身上，就可以把破坏国共合作破坏统一战线的罪责推到共产党的身上，那他戴笠立下的功劳可就大了。所以，戴笠对二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然而终无所获。

国民党军统特务先后将罗世文、车耀先关押在贵州的息峰监狱以及重庆的渣滓洞监狱。二人关押期间，国民党对他们轮流审讯、重刑逼供，车耀先面对特务的毒刑拷打、威逼利诱毫不动摇。罗世文身患重病但他的意志却依然坚定！南方局领导多次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二人，但他们以“不知关押何处”、“已病死”等借口为由不予释放。

1946年8月18日，国民党特务将罗世文、车耀先以“押往南京，蒋介石召见为由”秘密押往重庆歌乐山松林坡刑场进行枪杀，并在二人尸体上泼上汽油、点起烈火，妄图毁尸灭迹。

1955年，人民政府根据群众检举，将杀害罗世文、车耀先的凶手之一的杨进兴捉拿归案，根据他的口供才找到罗、车二人的遗骨。人民政府将二位烈士遗骨就地合葬，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了墓碑“罗世文、车耀先两同志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