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民族工业家前赴后继，为支援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民族工商业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当局种种限制。抗战胜利了，当局为了弄权营私，竟然取消了政府同民营工厂的一切合同，陷民族工业于绝境。然而，在整个国统区，一向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惨淡经营的民族资产阶级，却存在一种比较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们饱受国民党经济政策和官僚资本统制、排斥、压榨和吞并之苦，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日益破灭。另一方面，又对共产党如果执政而要实行的经济政策不甚了解，存有疑虑和担心，渴望听到中共最高权威领导人的声音。

周恩来敏锐地感受到了民族工商业者的渴求，他意识到在两种命运、两种前途面临决战的时刻，共产党已经到了应该站出来鲜明阐述中共“七大”确定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方针和政策的时候了。他告诉南方局负责工商界统战工作的徐冰，准备利用西南实业协会“星五聚餐会”之机向工商界做一次演讲，以解除他们的疑惑与苦闷，并将此事交给徐冰具体筹办。

当时重庆的“星五聚餐会”是由张禹九的夫人、著名的经济学者张肖梅以西南实业协会名义发起组织的，“星五聚餐会”入会要求严格，会员条件是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如公司的经理、协理、襄理等，都是些大老板，职员不能参加。“星五聚餐会”有个干事会，由张禹九、陈叔敬、吴味经三人组成。按照干事会的规定，请谁去作报告，要由他们出面邀请，不能自己说去就去。徐冰把这任务交给已经是会员的胡子婴和罗叔章，并想办法让“星五聚餐会”邀请周恩来作演讲。

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出席“星五聚餐会”，演讲题目是《当前经济大势》。因事先就向会员发出了通知，演讲内容又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许多人都希望了解共产党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认识和评价，因此这次出席人数是空前的多，除了会员之外，还有许多是特别来旁听的，坐位不够，大家只得站着，屋里站不下了，只好挤到窗外门外去。

主席胡西园先生简单介绍了一下之后，周恩来就开始讲话。他首先讲政治环境问题。他肯定了民族工商界对政治的关心，再一次表明中国共产党要求民主、和平的真诚意愿。他说：工业界关心政治是一个进步现象。工业团体曾经有代电给国共两党，要求派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工业界讲话。这个要求是完全合理而且十分必要的。为了战后工业建设，首先就要安定政治环境，而安定政治环境又不外和平民主两件事。在国共会谈纪要中的第一项，就是为了和平，这是全国人民的方针。但和平须要从实际行动中求得，今天最重要的是要国共双方军事上都停止前进，避免冲突，然后交通才能迅速恢复，工业复员才能顺利进行。

关于民主，他说：不但政治上要民主，经济上也同样要民主。中国今天的情形却是管制得太多，统制得太过分，弄得市场紊乱，工商凋敝。今后一定要一段自由发展的时期，来扫除封建性的剥削经济，这样，才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所以工业界一定要推举代表，积极参加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决定施政纲领和修改宪草。

这些正是工商业界人士所努力以求的。听到这里，与会者由衷地感到鼓舞和兴奋。

他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资本问题。他说：资本的形式有三种，第一是国家资本，第二是私人资本，第三是合作资本。这三种资本应该是在节制资本的原则下互相配合，而不应互相排斥与吞并。在这三种资本中仍然是私人资本占多数，因此，今后中国必然要经过一段保护私有财产，发展资本主义阶段。有人必然会问：“中国共产党，居然提倡资本主义，岂不是天下的怪事？”其实中国经济这样落后，发展又这样不平衡，绝不是短时期就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将来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某种程度，究竟是否应当转入社会主义，还要用民主的方式来决定。总之，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只有忠实于事实，才是忠实于真理。

周恩来的这番话，给民族工商界人士吃了一颗定心丸，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周恩来语气一变，又接着说道：一方面，我们提倡前面说的三种资本，一方面我们坚决反对另外三种资本。第一是官僚资本，因为它是封建性和投机性的资本，只靠权威和掠夺的方式来发财。有人担心，中共的人一旦做了部长院长之流，是否也会变成官僚呢？我可以担保不会的，假如有这种事情发生，中共一定会被人民所打倒的。第二就是垄断资本，虽然今天中国的垄断资本不外是官僚资本，但不可不注意它将来的发展。第三就是侵略资本。我们欢迎合理合法的国外投资，但带有侵占性的国外优势资本，足以打击我们民族经济的生存与发展，我们就必须防止。

讲到此处时，各界人士已按捺不住激动，掌声又一次淹没了周恩来的演讲声。待会场安静下来，周恩来又把话题转向工业发展，提出首先改善农村经济，提高广大人民的购买力，工业才有发展的可能。其次，由于中国地大人多，经济落后，而且发展又是不平衡的，所以区域经济，也占重要的地位。大规模的集中工业与区域工业，应当配合，大工业与中小工业，重工业与轻工业，都要结合起来。

最后，周恩来从税收、劳资等几方面谈了中共的主张和看法。他提出关税应当保护民族工业，工业税应当减轻。在劳资这个敏感问题上，他主张劳工和民间工业家都受压迫，应互相求发展。他明白地说：中国的劳动者生活太痛苦了，劳动者的利益，共产党人当然是主张要保障的，这一点不能欺骗大家。但是我们也正视现实，不能唱高调、凭空想，高调与空想是要失败的。中国今天的劳动者与民族资本家都受压迫，应当互相让步，共同奋斗，以求中国工业的发展。他希望民族资本家能有远见。周恩来的真诚和坦白的话语，又一次赢得经久不息的掌声。

“使中国成为富强的中国、独立的中国、民主的中国，这个重大的责任，就在诸位的身上！”周恩来以充满激情的语言给这次影响深远的演讲画上了完满的休止符。

周恩来的这次演讲，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经济纲领、方针和政策，增进了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民族工商业政策的了解，消除了工商界多数人心中的疑虑。另一方面，表达了中共希望工商界组织起来积极争取民主建国的愿景，加快了工商界组织政党的步伐。就在周恩来这次演讲后的一个多月，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政治舞台上又一个新兴的政党——以民族工商业为主体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在西南实业大厦宣告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