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涤新

1940年冬，许涤新从《新华日报》调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工作，负责《新华日报》社论稿的初审等工作，不久又兼任南方局统一战线委员会经济组组长，受命研究抗日战争中的经济问题，宣传党的财经政策，搜集国统区财经材料，开展工商界的统一战线工作。

为了搜集国统区的财经材料，揭露国民党的官僚资本，许涤新领导经济组，在国民党政府的财经机构或重要企业中，如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重庆电力公司、邮汇局、手工业合作总社、资源委员会等十几个部门，建立和加强了党的关系。1942年3月间，周恩来向中央报告经济组情况时讲:经济组在一年来的工作中，收集了国民党政府的有关计划、金融、工会、厂矿、交通、粮食、农林、物价方面的材料100余种，成绩之显著，为以前所不及。

1942年秋的一天，周恩来对许涤新讲:你是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有条件同资本家谈得来；你又是统委经济组的负责人，有必要去同工商界作直接的、经常的接触。他要求许涤新正确贯彻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政策，抓住抗战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特点，在做好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工作。

当时重庆有影响的大资本家包括两部分。一是由上海迁川的，代表人物有刘鸿生、吴蕴初、胡厥文、吴羹梅、李烛尘等；一是四川本地人，代表人物有胡子昂、潘昌猷、卢作孚等。

许涤新找来两位既亲近中共，又同上层资本家有接触的大姐罗叔章、胡子婴，作为经济组与工商界联系的顾问。经过两位大姐的介绍，许涤新参加了重庆工商界的“星五聚餐会”，开始与工商界的接触。参加星五聚餐会的人数相当多，有时达到200多人。对那些不了解共产党，又从未与共产党人接触过的资本家，许涤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他们，还逐一登门拜访。虽然经常吃“闭门羹”，但他从不灰心，一次又一次去打动他们。

许涤新和经济组的同志按照周恩来、董必武关于做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要“在商言商”的指示，一方面在党报、党刊上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通过通货膨胀、统制和管制手段，对民族工商业进行敲诈和掠夺；另一方面收集、宣传工商界人士的意见和主张，用工商界能够接受和熟悉的语言来发表文章，借助舆论影响，为民族工商业请命。

李烛尘当时是久大、永立、黄海化学工业社的负责人之一、中国化学工业先驱范旭东的助手。在与经济组有关同志的交谈中，他表示了对国民党政府制定的酸碱产品收购价格过低、不敷成本的愤慨。经济组同志在征得了李烛尘的同意后，将他的意见登在一家商务报刊上，立即引起了民族企业界的共鸣。李烛尘开始还担心遭受国民党政府的打击，但工商界的赞誉和共产党的支持鼓励使他壮了胆量。国民党政府理屈词穷，慑于舆论的压力，只好适量调高收购价格。由此，李烛尘开始坚定地站在民族企业家立场上，抨击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共产党结成了朋友。

川帮工商界受国民党官僚资本排挤也很严重，许涤新经常独自一人去访问胡子昂、潘昌猷、古耕虞、卢作孚等人，与他们交谈一些有关经济时局等方面的问题。他还经常邀请古耕虞和一些出口商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与周恩来座谈。曾经受国民党欺骗，攻击过共产党的工商界人士，如胡西园、吴味经等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1945年秋，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重庆工商界一些代表人物找到许涤新，要求转达他们希望见毛泽东的愿望。许涤新即与周恩来一起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毛泽东欣然同意。9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上清寺“桂园”（张治中将军的私人别墅，供毛在重庆使用）会见了李烛尘、吴蕴初、刘鸿生、潘昌猷、颜耀秋、吴羹梅、章乃器、范旭东等工商界代表人物。针对他们提出的中国民族资本的前途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得到发展的是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现在日本投降了，中国应该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和富强的国家，只有如此，民族资本才有发展的前途。3个多小时谈话结束后，几位工商界代表在桂园设宴，感谢毛的谈话，使他们增强了发展民族工业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