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鋕

1944年，出身于富豪家庭的刘国鋕即将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毕业意味着失业的年代，家里人早通过刘航琛在当时负责资源委员会的翁文灏处，为刘国鋕寻觅了一个“美差”。但令家人震惊的是，刘国鋕选择了到当时连电灯都没有的云南陆良县。这一行为传到亲友们处，他们认为一个家庭有地位、又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不到政府机关去享受高薪厚禄，却跑到一个“不毛之地”去，简直是荒唐、怪诞，他们甚至想到他头脑是不是有毛病。刘国鋕无视一切讥笑与责难，他心甘情愿、饱含激情地到云南陆良县去了。

刘国鋕为什么要放弃优厚的工作，心甘情愿到陆良？

1944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号召革命青年到敌后去、到农村去。地处云、桂、黔三省交通要道、民族杂居的陆良县，民主力量还十分薄弱，没有人去开展工作。当时在陆良县任县长的熊从周（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时人皆不知其身份），通过其孙子熊复来代觅进步教师办学。熊复来与西南联大冯宝麐早就熟悉，请其为祖父寻觅进步教师。冯宝麐通过董大成向组织汇报；又同袁成源、刘国鋕商议。他们认为在陆良开辟据点是十分必要的，而且熊复来的祖父在那里任县长是很有利的条件，决定派人去陆良。当时刘国鋕正大学毕业，他们认为派刘国鋕去陆良是适合的。为此，刘国鋕从昆明到了重庆，向南方局作了汇报，南方局同意他到陆良去开展工作。

到了陆良后，根据组织安排，决定先占据陆良中学这块阵地，然后扩展工作。在熊老县长的帮助、支持下，刘国鋕同熊复来、董大成一起， 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把陆良县教育科科长、陆良中学校长等顽固派人物，一个个地挤下了台。为了开展工作，请熊老县长兼任陆良中学校长，并决定由刘国鋕担任教务主任、代行校长职务。刘国鋕他们进入陆良中学后，陆续安排一些由组织上派来的进步青年，没有多久，陆良中学除个别老教师及总务人员外，教职工大都是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来的进步青年。

要在陆良中学站住脚，必须把学校的教学搞好。当时该校教学质量很差、学习风气不好，学生中还盛行赌博等不良风气。要搞好教学、扭转风气，困难是不少的。刘国鋕第一次这样独立工作，担子不轻，但他遇事与大家反复商讨，充分发扬民主，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使工作得以开展。他们对教学目的、要求、计划都作了详尽的讨论，并决定自编教材，规定了学校的管理条例。仅仅一个学期，同志们的辛勤工作就改变了陆良中学的面貌：校园内的空地上由他们带领学生栽上了花木；图书馆补充了大批图书；赌博等不良风气被制止了；学生的学习成绩明显上升。这一切变化由学生、学生家长传到社会上，社会舆论对陆良中学有了好评，家长都愿意将子弟送来上学，甚至有的把原在昆明读书的子女也转回陆良中学来读书。这样，他们在陆良中学站稳了脚。

在陆良中学站稳脚后，他们组织学生办墙报、唱革命歌曲、举办文艺晚会、读革命书籍，并把学生中的进步分子组成秘密读书小组，进行个别启发、教育工作。他们还通过家访的形式同学生家长联系，进行抗日宣传。1944年底，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桂林、柳州沦陷，独山危急，云南处于日寇威胁之下。这时，他们准备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并选择了邻县路南圭山地区开始工作。他们通过与少数民族领袖有关系的学生联系，用熊老县长的名义前往圭山地区实地调查。国鋕着重调查经济情况；熊复来着重调查地形、军事情况；董大成着重调查文化、教育情况等。他们深入村寨直接同群众接触，了解群众的思想情绪、风俗习惯。他们不仅完成了调查任务，而且同圭山地区联盟建立了正式联系，受到兄弟民族热情款待。由于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一地区没有建立正式的抗日根据地，但也为以后的斗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48年圭山地区人民在党领导下，爆发了反对美蒋的农民起义，点燃了游击战争的烽火，起义部队以后组成滇桂黔边区纵队，其中有许多干部、战士就是当年在陆良中学工作的同志和学生。

陆良革命力量的发展，引起了顽固派的注意、仇视。陆良县原来没有国民党的县党部，后来设立了；陆良中学的墙报经常被人悄悄撕毁。老县长和刘国鋕他们外出有人盯梢，甚至发生过恐吓、威胁的行为。陆良县的顽固势力向云南省密报熊老县长掩护其孙子等“收购武器，笼络人心，图谋不轨”。驻军军长李弥等人策划以共产党罪名逮捕刘国鋕等人，情况颇为紧张。正值此事，抗日战争胜利了，熊老县长准备到解放区去了却平生心愿，刘国鋕经向南方局请示决定从云南到重庆。他于1945年10月离开陆良到了昆明，向冯宝麐介绍李循棠去陆良。他怀着对陆良、昆明的眷恋，告别了和他共同战斗多年的友人，于11月飞到了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