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3月，为了达到破坏我党在成都领导的生机蓬勃的抗日民主运动和与四川地方实力派之间进行得有声有色统战工作，铲除地方民主派力量，摧毁共产党组织的目的，由国民党三青团中央组织处长康泽率领数百名特务、暴徒、三青团分子，利用成都出现粮荒，在成都大悲巷抢劫由四川地方实力派潘文华主办的重庆银行仓库的大米，并嫁祸于共产党，公开逮捕了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和成都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人车耀先。

车耀先被捕后，囚禁在重庆军统望龙门看守所。戴笠妄图打开一个缺口以破坏四川党的组织。他见严刑不能达到使车耀先背叛革命的目的，便改用软化的办法，听说车耀先对主张抗日的冯玉祥比较尊敬，便向车耀先表示，只要他发表一个声明，就请冯玉祥介绍他加入国民党，并委派他出任四川民政厅长。车耀先断然拒绝，表示“宁死也不同意。”

威胁利诱不能达目的，于是敌人又采取所谓的“攻心战术”，他们拿来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家书》，要车耀先每天必读，并写心得，以达到软化的目的，使其转变革命立场。不过，车耀先既未软化，更未转变，只是这本书启发了他，要利用牺牲前的一段时间，写一些东西给子女，把自己走过的道路告诉他们，教育他们继承遗志。借助牢房里昏暗的灯光，拖着伤痕累累的双手，他写下了《自传》，总结了自己四十多年的人生经历，“奋斗四十年，始有今日。”对于自己经过艰苦曲折而终于走上革命道路感到无比自豪。今日虽身陷囹圄，面临死亡，毫不后悔，表现出了矢志不移的革命情操。他在《自传》引言中这样告诫子女：出身贫苦，不可骄傲;创业艰难，不可奢华;努力不懈，不可安逸。能以“谦”、“俭”、“劳”三字为立身之本，而补余之不足，能以“骄”、“奢”、“逸”三字为终身之戒，而为一个健全之国民，则余愿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