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局的整个党组织系统在抗战期间都是处于秘密的状态。在南方局领导的秘密战线上，有一群特殊人物，他们都是专门为党筹集经费的“红色资本家”。他们成天与美元、黄金打交道，但他们牢记周恩来所要求的：“同流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尽管“长袖善舞”，却依然两袖清风。在重庆三峡博物馆里有三块民国时期的银元，它们就见证了南方局地下党员肖林不平凡的“从商”经历。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发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饷，随着物价上涨，开支不断增加，为了适应持久战的需要，开展地下经济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同志，经过多方研究，指示重庆地下党员肖林“下海从商”，秘密为党筹集经费。周恩来对肖林说：“这种经济活动，有公开的一面，同一般工商业者一样，合理合法，正当经营；又有秘密的一面，资金来源和资金用途，是不公开的。做生意就是要赚钱，不要怕被人家说是唯利是图。你赚的钱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人民的事业。”虽然憎恶旧社会商场上的唯利是图，但肖林毫无怨言地服从了组织安排，他向周恩来说了一句简单而又有分量的话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是对我党性的考验，我坚决完成任务！”

1941年4月，肖林与同是共产党的妻子王敏卿在江津开了一家“恒源字号”的商行，主要业务是经营土纱、食糖、植物油等土特产。不久，又在重庆设立分号，宜昌附近设立办事处。1944年，“恒源字号”发展为“大生公司”，经营业务又增加了五金、木材、西药等种类。

从1941年4月到1946年5月，整整五年多的时间，1800多个日日夜夜，从“恒源字号”到“大生公司”的逐渐发展，肖林和他的妻子王敏卿两位由红岩直接领导的“地下党员资本家”每天起早贪黑，辛苦经营。他们和当时陪都的众多中小商人一样，细心地操持着每一笔生意和买卖，“唯利是图”，见钱就赚。有时候还钻国民党政府的空子，囤积居奇，买空卖空，打打“擦边球”，尽最大可能地为党组织赚钱。五年中，只要南方局钱之光下达指令，需要提钱，他们总是绝对地保证满足，从没有误过一次事。

抗战胜利后，随着形势的变化，肖林又按党的指示把业务做到了上海。他将原来在重庆的“大生公司”改头换面，在上海新成立了“华益贸易公司”，寓意“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华益公司的业务，主要有三项：第一是专营上海与重庆、青岛、徐州、蚌埠之间的农产品及日用工业品的运销。这是主要的公开业务；第二是买卖黄金、美钞和钞票；第三是套汇，即开设地下银行，利用上海和香港之间几种货币汇价的差异进行谋利。

肖林夫妇自“下海”以来，就切断了同地方党组织的联系，在上海期间主要与刘恕联络。刘恕是中共中央南京局财政委员会秘书长，公开身份则是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亦称周公馆）的会计。1947年3月周公馆撤离后，肖林夫妇只跟刘晓一人保持单线联络。这样，即使地方党组织遭到破坏，他们的真实身份也不会暴露。这是党组织的特殊安排。因为肖林夫妇掌握着地下金库的钥匙，他们的安全就是金库的安全。

华益公司赚来的钱，都是用在哪些地方呢？众多烈士的家属，需要抚恤；生活困难的党员家庭，需要协助；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一些处境窘迫的知名人士，也需要地下党组织给予照顾。1948年下半年起，随着解放战争的迅猛进展，中共中央已在筹备建国事宜。不断有民主人士从上海启程，转道香港，秘密前往大连，最后抵达解放了的北平。这一笔又一笔路费，都要由党的地下金库来支付。

提取钱款的指令，有许多是从香港直接发出，用的就是那套只有肖林、刘恕才能看懂的密码。一接到这类特殊电报，就要按照指定地点，将钱款或支票如数送去，不能稍有失误。

与肖林并肩战斗的妻子王敏卿回忆说：“我们是身着衣饰华丽的神秘送款人，身后跟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公司会计王凤祥。送款人和接款人都心照不宣，谁也不打听对方的情况。”肖林为党“从商”自始至终无人监督，却对公司赚的钱从未擅动一分。解放后，他按指示结束了公司业务，上交的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其他固定资产折价1000多万美元。自己却身无分文。为了纪念近十年不平凡的“从商”经历，肖林夫妇只留下了三枚银元作为历史的珍藏。

曾经有人问过这昔日的“资本家”，对这笔财富是否有丝毫的留恋时，肖林淡淡地一笑。他和妻子王敏卿常说：“我们什么样的钱没有见过？那时候，常把装着金条的小盒子存放在家里，但那都是党的财产，一分一厘也不能用......”肖林夫妇正是以自己坚定的信念、崇高的理想构筑起坚实的精神堡垒，他们所思所求都是党和人民的利益，他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富翁。